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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学启蒙》《周易》是从《河图》衍生而来的

编辑:卢本伟2019/01/11 20:03

  根据《系辞》的说法:《易经》的创作年代可上溯至伏羲。在伏羲的时候还没有文字出现,那时的人仰观,俯察地理,取材鸟兽,根据“近取诸身,远去诸物”的原则,画出了、、、 、、、、八个符号,名叫。古人最初是要用这八个符号来“通神明之德”与“类之情”,也就是说用来跟神明打交道以及认识、类比自然界的。“通神明之德”的就是卜筮派,盛行于术士之中。

  朱熹作为古代学术集大成者,出现在所有人之后。他论图书则多采邵雍,谈则本于程颐,但唯独在对《周易》的理解上,朱熹有自己的看法,而且跟二程大相径庭。他说:“《易》本为卜筮而作”,《周易》本来面貌就是一本占卜用的书,它既不是为了说明义理,而不也是为了表现象数,而是用来预测未来、趋吉避凶。这样,朱熹就复兴了早已绝迹的卜筮派。他论述《周易》的书很多,我们今天只介绍最简单的一本《易学启蒙》。而且只讲到第一章《本图书》。

  《河图》以生出的次序来看,因天请地浊,故先下后上,先左后右,最终复于中。运行次序则是先始于东,次南、次中、次西、次北,左旋转一周又复归于东。所以次序为:水克火、火克金、金克木、木克土,右旋一周,土又克水,再次循环。这是《河图》所体现出来的意思。

  “地四”与“天九”为友于,合而生金性,叫作“地以四生金,天以九成之”。

  除施、孟、梁三家外,还有京氏易派,其为焦延寿和京房。焦延寿著有《易林》,根据《易经》的卦象来设辞,是象数派。汉成帝时,刘向校书,考证易学源流,认为诸易家诸派皆祖田何与丁宽,大意略同(可能都是义理派),唯有京氏易为异(象数派)。可能是焦延寿独得隐士或术士的学说,再传给京房的缘故。同期,东莱人费直长于卦筮,以彖、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,首创费氏易;沛人高相与费直同时,专说灾异,创高氏易学。因此西汉易学共有施、孟、梁、京、费、高六大派别。

  孔子时,周王室衰弱,诸侯不至,天子无法知晓天下各处的人民户口消息,所以遵崇周天子的孔子才感叹“凤鸟不至”“河不出书”。而且《系辞》里说伏羲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于是始作。”假使《河图》里本有,伏羲哪里还用去仰观俯察呢?伏羲既然要仰观俯察,那么如果仅靠一己之力,所见所闻也不过局限在一方之域,坐井观天而已。所以必待天下朝贡之河图与洛书等图册到达,才能“则之”,用以画卦,这才是《河图》的本来含义。

  汉儒与宋儒多依据的推导,认为起源于《河图》,唯独欧阳修作《易童子问》,对其进行了诘难。他认为《系辞》先是说:“河出图,洛出书,则之。”而“所谓《河图》者,之文也。”故“者,所为,是天之所降也。”也就是说是发明的。然而,同一篇《系辞》又说:“昔之作《易》也......观变于而立卦。”则又是发明的,前后互相矛盾。欧阳修认为其实与《河图》并无关系,是仰观俯察,然后才创造的。后世关于《河图》的传说不过是学者搞的神秘主义,即“大抵学《易》者莫不欲尊其书,故务为奇说以神之。”

  魏晋时,王弼作《周易注》,废弃汉朝兴起的象数易学,重振义理之学,影响极大。唐朝时,义理派有孔颖达整理的《周易注疏》,象数派有李鼎祚的《周易集解》。宋朝时,陈抟、邵雍等人发明先天学,传《易图》,建立新的象数学;程颐作《程氏易传》,阐发义理学,学者多之。

  《周易·系辞》说:“河出图,洛出书,则之。”《论语·子罕》说:“子曰:‘凤鸟不至,河不出图,洛不出书,吾已矣夫!’”《管子·小臣》说:“昔人之受命者,龙龟假,河出图,洛出书,地出乘黄,今三祥未见有者。”这是《河图》《洛书》在古书中的记载,但究竟什么是《河图》,什么是《洛书》,显得模糊不清。

  后来西汉纬书《乾凿度》发扬了《系辞》里“类之情”的理论,认为作《易》的目的是“所以断天地,理,而明。”“以立五常之行”“以正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义”等。强调《易》在方面的意义,这就是义理派的角度。

  有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,累加得二十五;地数有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,累加得三十。二十五加上三十等于五十五。所以说“二十有五,地数三十,凡天地之数,五十有五,此所以成变化而行也。”

  汉儒孔安国和刘歆采用的说法,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河,其身上有纹,伏羲遂则其文而画出。根据《系辞》的说法,的纹为“天一地二,天三地四,天五地六,天七地八,天九地十。五,地数五,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二十有五,地数三十,凡天地之数,五十有五,此所以成变化而行也。”后人据此画出了《河图》样式,现在为了便于理解,我们将文字与图式搭配如下: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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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左传》里有多处引用了《易经》,而且大多与占卜有关,这说明在春秋之前,卜筮派占据了易学的主流。在孔子删定六经、诸子相继出现后,易学才向哲学倾斜,卜筮派也一度衰落,义理派开始兴起。

  同时《系辞》又说古人不是凭空画出来的,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受到了自然的,所谓“天生神物,则之”,这个“神物”就是“河出图”与“洛出书”。因此《河图》与《洛书》也被纳入易学的研究范围之内,跟的卦象一道成为研究的重点,进而衍生出了象数派。

  《河图》里,与地数互相搭配,一与六、二与七、三与八、四与九、五与十都相差一个“五”,所以一阴一阳、一奇一偶配对,二者交合而生出。

  义理派不于占卜,而是直接对《周易》这本书里面的六十四卦、《卦辞》《爻辞》《十翼》进行解读、解释,从中认识道理。孔子明确与卜筮派界限,他说:“《易》我后其祝卜矣”“吾求德而已,吾与史筮同涂而殊归也。”(《马王堆帛书周易·要》)荀子也说:“善《易》者不卜。”这是对于《易经》的态度,讲究的是探明义理,“庸言庸行”,反对卜筮。

  易学传至秦时,田何独得其道。秦皇焚书,《周易》为卜筮之书,得以幸免。汉兴,丁宽求学于田何,作《易说》三万言。之后又有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三人传《易》,从此易学始分为三家。孟喜与施雠,好自称誉,他的易学颇专于家候灾变,神秘莫测,已不同于义理。

  欧阳修之后,黄羲作《易学象数论》对朱熹认定的《河图》进行了重新的考察。黄羲说《易经》从没有把“天一地二”那段文字称为《河图》,那是后儒臆想的结论,并无根据。六经里说到《河图》的只有四个地方:

  到东汉时,谶纬风行,京氏易学一度独,后陈元、郑众、马援等皆传费氏易,至郑玄出,作《易注》,荀爽传之,费氏易遂兴而京氏易衰。东汉前,易学皆以费氏易为。

  “地二”与“天七”为朋于南方,合而生火性,叫作“地以二生火,天以七成之”。

  “天三”与“地八”同道于东方,合而生木性,叫作“天以三生木,地以八成之”。

  “天一”与“地六”共于北方,合而成水性,叫作“天以一生水,地以六成之”。

  “天五”与“地十”相守于中央,合而生土性,叫作“天以五生土,地以十成之”。

  易学门类繁多,派系林立,然而总归起来只有三派,一为卜筮派,二为义理派,三为象数派。

  在《河图》里,白点代表天,黑点代表地,天地之数通过《河图》演示出来。《河图》以下方为北,上方为南,左边为东,右边为西。自下而上、自左而右看,白点都位于黑点上方,因此朱熹说:“所谓天者,阳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;所谓地者,阴之重浊而位乎下者也。”

  根据文义及上下文,所谓的“图”是山川险易、南北高深的地图;河、洛为天下之中,商周时期,四方诸侯进本地图书都在前面冠以“河”“洛”的字样。因此,真正的《河图》和《洛书》并不是产生出《周易》的神秘图案,而是上古的地图、文册。

  的数字为——生数:水数一,火数二,木数三,金数四,土数五;成数:水数六,火数七,木数八,金数九,土数十。这就是所谓“五,地数五,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”

  伏羲观《河图》,参考其中道理而作。所谓天与地就是(乾)与(坤),水与火就是(坎)与(离),木与金就是 、(震、巽)与(兑),土就是(艮)。这就是《河图》跟《周易》的关系。

  与《周易本义》不同,《易学启蒙》不是用来解释的,而是用来说明图书。朱熹在序言中说自然中本来就存在神秘的力量,分合进退、纵横逆顺,都是之自然。这些神秘之力量形于法象,见于图书,,其手,才写出了《周易》。基于此,他说:“近世学者,类喜谈《易》,而不察乎此。其专于文义者,既支离散漫,而无所根著;其涉于象数者,又皆牵合附会。”于是,他要通过《易学启蒙》来说明神秘力量是怎么产生出《周易》和的。